一个对自己的事业痴迷的人，必定是殚精竭虑付出的斗士；一个让对手常常甘拜下风的斗士，肯定具有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采访张智毅不只一次，也写过他斗智斗勇的反贪查案事迹。他曾经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同龄人，然而，我又一次采访他时，他已经换了岗位——担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处处长。他作为检察机关的代表刚从北京领衔“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回来，去年他获得了“上海市劳动模范”的称号，又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检察标兵”。对这一系列纷至沓来的荣誉，作为一个在反贪第一线冲锋陷阵了18年的战士，他显得那么淡然镇定、不骄不躁——“荣誉是组织上对反贪战果的肯定，对于个人而言，是工作的挑战，是前进的动力。”

　　张智毅浓眉大眼、身材挺拔，外表象北方的男子汉。几个月不见，他清瘦了许多，但架着眼镜的眼睛里仍然流露出熟悉的真诚，有些嘶哑的声音里依旧带着娓娓道来的平实。　

　　“我们是对手，但我尊重你！”　

　　上海滩的局级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案件，有一半以上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侦破的，其中张智毅主办的原上海物资（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陈宝叶受贿案、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高明福受贿案、中国有色金属华东供销公司总经理兼东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裁袁路明贪污、挪用公款案、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董事长兼上海第十三冶金公司总经理胡风垠受贿案等经典案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反贪战线，张智毅经手查明的犯罪线索上百条，参与破获了几十起大案、要案、难案，并和同志们为国家追回流失的资产上亿元，战功赫赫。为此，同志们常翘起大拇指道：“他是我们大上海检察系统数一数二的侦查尖兵。”

　　翘起大拇指称赞他的人，是自己的同志当然难得，更可贵的，是他的对手——那些妄想逃脱法律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污点证人。

　　去年，他在办案中遇到了一名海外归来又自视颇高的行贿人王某，他不仅有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还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丰富的文化素养。刚接触时，行贿人不要说如实交待问题，根本就不把检察官放在眼里。张智毅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如果行贿人不开口，一起局级干部的受贿大案就难以突破。

　　从对方不屑一顾的神情里，他明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对方在估量他、揣摩他，这小小的检察官不就懂点法律吗？输在他手里太没道理。面对对手的狂妄和鄙视，张智毅没有退缩和生气，他千方百计地了解对方的脾气、爱好和追求等，终于从一名熟悉的人那儿得知：王某是一位颇有名声的儒商，平时喜欢舞文弄墨、谈古论今。

　　张智毅认为每个案件都有破绽，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死穴——阿列克斯之锺，眼下，他就要点到那个死穴，让案件水落石出。于是，他撇下案情，搜肠挂肚，穷自己的所思所学所问，就行贿人感兴趣的宗教、哲学、人生等话题聊了起来。他们俨然两名学者在研究和探讨学术问题，虽然对某些命题时有争议、有歧见，但双方都彬彬有理地用事实和道理说服对方，一直相谈甚欢。王某没有想到遇上了“高人”，从看似闲谈的话题里，他品出了一名现代检察官的真才实学，品出了一个优秀侦查员的智慧与毅力，品出了一个模范执法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善于掌握火候的张智毅感到他的态度变了，认为可以无话不谈之时，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到案件上，适时引导对方交代自己的问题。王某拉不下脸面再狡辩，只得乖乖地将自己的行贿事实和盘托出。从鄙视到敬重，他最终叹服地对张智毅说：“我们是对手，但我尊重你！”

　　“我们是对手，但我尊重你！”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对张智毅聪明才智的佩服，也反映了张智毅高超的审讯艺术。

　　无论面对的是高官，还是平民，无论是审讯犯罪嫌疑人，还是询问证人，他都能够根据对方的性格、爱好和职业特点等随机应变，最终制服对方，战胜对手。“他审讯没有固定的套路，一会儿像在打太极，以柔克刚；一会儿又像猛虎下山，功势凌厉；一会儿又像在玩魔术，慢慢地让你原形毕露。”一位与张智毅多年在一起办案的同志对他的审讯方式作了高度概括。

　　1998年9月起，二分院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内容相近的匿名举报信，反映上海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凤垠，将本公司所有的“富锦花园”工程交给挂靠的个体户杨兴全开发，并从中收受杨的好处。信，廖廖数字，内容也比较笼统。但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张智毅意识到，从几年前一个挑土方出身的民工，到挂靠上海第十三冶金公司的包工头，可以揽到成千上百万的工程，一跃而成身价几千万的房产公司老板，他有行贿胡风垠的疑问。

　　在外围调查中，侦查员们并没有发现胡风垠——这么一位“拥有几千职工的国家级建筑企业”的局级领导干部和杨兴全这个“私人包工头”之间存有任何的往来，而且杨兴全在上海没有固定居所，一直下落不明。初查工作陷入了困境……

　　两年过去了，事过境迁，许多人放弃了这个搁浅的案件。张智毅却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机会，对线索进行滚动式初查。终于有一天，他从基层检察院得知了杨兴全的行踪。当天傍晚，他带领两名侦查员，到杨的住处守侯伏击。杨家的灯一会开、一会灭，正是深冬凌厉的天气，三人冻得腿都挪不动，好不容易在深夜12时，才抓到神出鬼没的杨兴全。让他惊讶的是，杨家与胡家相隔竟只有“一步之遥”，原来两人是近邻。

　　杨兴全坐在审讯室里跷着二郎腿，狡辩、撒谎。张智毅一连串地发问，希望打掉对方的气焰。

　　杨承认自己没有资质，只是挂靠在这家国企下面打工而已，但自己跟公司领导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一个包工头凭什么能挂靠在这家大型国企名下？为什么根本没有建筑资质的杨某能够同时成为一个建筑项目的开发商和承包商？明明杨与胡老总相识且为近邻，他却有意回避？

　　拘留已七天了，他早早交代了行贿其他人的问题，而涉及行贿胡某的审讯竟没有一点进展，杨某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跪在地上大煽自己的耳光，甚至把自己的牙血都打出来了……

　　他与胡之间真的清白吗？有同志产生了怀疑，认为有可能办错了案，还是把犯罪嫌疑人放了。但种种迹象令张智毅坚信他有罪，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他不再与杨谈案子，而是谈起他来沪创业的不易，谈他家庭的和睦温馨，希望制造宽松的气氛。他再次问杨：“你到底是否认识胡某？”

　　“真的不认识。”杨兴全不假思索地狡赖道。

　　张智毅断喝一声：“别演戏了，过头了！”

　　杨兴全浑身一震，张智毅巧妙地把初查获悉的两人各种往来密切的迹象点了出来。对方如坐针毡，一边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如梦初醒地说：“原来你知道啊。大哥，我听你的，你让说什么，我就老老实实地说，不玩了。”

　　于是，杨兴全将行贿胡凤垠31万元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对年近花甲犯罪嫌疑人胡凤垠，张智毅采取了“敲山震虎”的审讯策略。胡是一名有16年局级干部资历的领导干部，冷静沉着、城府极深。

　　在审讯中，他大谈特谈自己艰辛的创业史、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企业的发展与管理，始终表现出较高的文化水准。当询问他有无收受杨兴全的贿赂时，胡凤垠总是淡淡地回答：“按照法律规定，只有杨兴全的证词，没有我的交代，你们没办法定我的罪”。一时间，张智毅觉得语塞。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思路再为缜密的人，也会在某些细节和条件下暴露致命的弱点。从“中国十三冶”到“上海十三冶”，从职工姓名到各自分管工作，从上层讲到下层，从过去讲到现在，每一个环节上张智毅都准确地报出相关人员的姓名和相互关系，让胡凤垠这个真的“老总”都自叹不如。接着聊他的家庭，在“漫不经心”的闲谈中，一次次地带过他的住宅装潢、两个女儿的经历、工作、婚姻、住宅以及出国探亲等私人情况，使胡凤垠觉得几年来的一举一动都在检察机关“关注”之下，深感不寒而栗。当然，杨兴全才是关键的“穴位”。两人从认识到“深交”，其中多次接触的细节，张智毅早已摸得一清二楚。在审讯中，张智毅从未直接谈过贿赂事实，但每一次有关胡、杨接触的细节暗示，胡凤垠都不禁为之暗暗一惊。“滴水尚能穿石”，张智毅相信这些看似细微却又缜密地让人几乎窒息的事实，会像无处不在的“眼睛”让“聪明”的胡凤垠浑身战栗、夜不能寐。

　　胡凤垠就这样从平静到心力憔悴，恍惚不安中度过了三天，而到第四天，他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张智毅决定从胡上交本公司纪委十万元贿赂款入手，打个细节战，让胡的心理松动。他反复询问“上交”的时间、人员、钱款、收条等过程。

　　冷不丁，张智毅追问：“你是怎么知道杨兴全出事的？”

　　胡支支吾吾地说：“陈某打我手机时说的。”陈某是杨兴全的老婆。

　　“你们打了几个电话？”

　　“两三个。”

　　“你的手机号码？”张智毅问，胡凤垠沉默了。

　　张智毅疑窦顿生，说：“这没什么可瞒的，手机号码这事儿很好查。

　　“……有两个，一个是我驾驶员的，另一个是我那时在北京买的手机卡。”胡凤垠无奈地回答。

　　突然一个念头在张智毅的脑中闪过：仅仅为了与陈某联系，胡凤垠就要去买一张新的手机卡，那么，这段日子里，他又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手脚呢？

　　张智毅意识到其中必有隐情，眼睛一瞪，厉声问到：“还有什么事要讲清楚的吗？”

　　胡凤垠陷在椅子里的身躯剧烈地抖动了一下，脑袋象灌了铅一般沉重，颤声道：“有……有，但不知从何说起”。

　　此刻，胡凤垠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他坦白了所有“闻风”后互相串供、订守同盟的行为，交代了他“上交”纪委10万元的一出廉政假戏，并全面承认了收受杨兴全贿赂31万元的事实。

　　事后，胡这样描述当时的审讯：“我怀疑你们用高科技手段在跟踪我。因为我感觉，我的一举一动你们都十分清楚，我不敢再说谎了，那只有对自己不利。那个审讯我的人，好象一个魔术师，当魔术表演完毕时，你才明白过来，但已经晚了……”

　　“要让对手甘拜下风，你就要比他更聪明、更坚定、更细致，甚至比他对他自己更要熟悉。”张智毅说。

　　然而，要比这些闯荡商场多年或混迹官场多年的人更聪明、更坚定、更细致，要付出的，又是怎样一番心血和精力呢？

　　以谋取胜 文明执法

　　“我们是对手，但我尊重你！”这句话，也是对张智毅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作风的褒扬。

　　“虽然我们与对方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但我把对方当作公民来对待，互相理解、尊重，平等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尊重和保障他们的各项合法权利。”张智毅说。

　　在查办原上海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景德元受贿案时，来自美国的一名涉嫌行贿的证人，与一位侦查员争得面红耳赤，拒绝交代任何问题。侦查员在盛怒之下，将对方的护照没收。案件陷入了僵局，领导派张智毅和另一名侦查员上场，他和风细雨地规劝对方，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挑明出路，化解了证人的对立情绪，最终证人由衷地说：“在美国FBI也不过这个水平，我听你的。”

　　文明执法的前提是尊重他人，核心是严格执法、保护人权。出于对司法文明的深刻认识，根据高检院“检务公开”的要求，90年代底，张智毅在全市就率先施行“检务公开”的告知制度。他依照法律设计用书面形式告知犯罪嫌疑人具有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并注重深化告知制度，不厌其烦地花二、三个小时向首次被审讯的犯罪嫌疑人讲解法律条文，让他们全面地理解法律、政策。

　　有的犯罪嫌疑人听到如此深、透、细的告知制度，不仅感慨：“我们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既然法律是公正的，为什么不能透明？让他们明白地掌握法律，就能够两害相衡取其轻。”张智毅认为，法律不仅是制服对象的有力武器，也是打消对方侥幸心理，把选择命运的主动权交给他们的钥匙。有罪、无罪；此罪、彼罪；罪重、罪轻，当事人受到合理的惩罚，才能心甘情愿地认罪服法。

　　告知制度的规范化实行，也让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也因此，执法者必须记着，要代表国家堂堂正正地秉公执法，不能粗暴无礼，更不能徇私情、私利。

　　曾经有一位局级领导干部被刑拘后，对张智毅有关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规定的解释将信将疑，他认为检察官是为了博取他的好感与信任，拿法律来蒙骗他、诈口供，就一言不发等律师接见。48个小时后，他将张智毅解释的法律政策一一询问，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检察官诚实对人，我信他。”

　　2001年，在主办上海工商联某公司总经理喻某受贿、挪用公款罪案件时，张智毅提议所在的科组又在全市率先使用电脑打印的笔录。整齐划一、清楚明白的笔录，不仅有利于被告人的辩解指正，有利于规范办案、存档。现在，用电脑打印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已经在全市乃至全国推广。

　　破案，靠的是谋略；定罪，靠的是证据。在办案中，张智毅摈弃了传统的破案思维和办案方法，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合法地搜集证据、锁定证据上，力求靠谋略和先进的侦查手段取胜。

　　1997年，检察院接到举报原上海物资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陈宝叶违规出借资金1300万给港商李培明的匿名信。经过调查，张智毅选准操作该笔业务的原物资公司职工曹宏生为突破口，制定了“先易后难、自下而上、层层推进”的审讯策略，与曹进行四五次交锋，迫使其交代了帮助李培明行贿陈宝叶的犯罪事实。但经多方查找，李培明杳无音讯。

　　1998年10月，张智毅与反贪局领导赴港查找李的下落。可到了香港才发现，李某在半山的豪宅早已易主；在中环的公司铁将军把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地上一大堆无人问津的报纸。显然，公司虽未搬迁，但已久置不用。

　　找不到李某，认定受贿的证据就不足。作为科长的张智毅心急如焚。那天，曹某又向他提出回乡证即将到期，想回香港。其实，这是已被取保候审的曹某的一个试探。对他来说，同意其回香港，说明此案就划上了“休止符”。张智毅不禁思忖：是否可以先放曹宏生，造成此案已终结的假象，引蛇出洞？这是一着险棋，如果曹不赴港，或是向李通风报信，李再也不到大陆来，那么，此案就会不了了之。但局领导分析道：“曹的回乡证即将到期，他肯定要在近期赴港。而李知道曹回港，必然前往打探情况。现在曹某作为李的手下，决不敢把自己向检察院所作的交待向老板和盘托出。而曹被放本身就等于放了一片‘安全’的烟幕。眼下，李在香港的生意陷入困境，早就急于赴大陆发财，既然没有后患，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将计就计，放虎归山！

　　那些日子，张智毅和局领导的心一直悬着。果然，一年后张智毅终于在办公室接到了迟迟而来的电话：“李某今天在罗湖海关被控住了！”不出所料，曹宏生回香港后，李培明立即与他联系，并断定检察官已停止追查此事，于是“大胆”入境，被一举擒获。由此，陈宝叶受贿案铁板钉钉。

　　张智毅设计的这出“捉放曹”，至今被仍该院反贪局视为“经典”之作。

　　他不仅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辩解，也充分听取他们的无罪辩解，并一次次予以查证或论证。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既搜集有罪证据，也想方设法搜集无罪证据予以核查，体现了“疑罪从无”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司法原则。

　　2002年，反贪局对中国有色金属华东供销公司总经理兼东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原总裁袁路明贪污、挪用公款案立案，张智毅担任主审官，当犯罪嫌疑人被依法传唤后，对挪用的事实进行了合理辩解，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依法严格按照12小时传唤规定，立即将其无条件释放。这在张智毅17年办理局级干部涉嫌犯罪案件的经历中，绝无仅有。

　　张智毅和其他局领导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带领办案组凭借初查时积累的线索，迅速调整主攻方向，加大对其贪污和挪用公款等犯罪疑点的侦查力度。由于该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10年，许多资料已灭失，即使是保存下来的电脑资料，也因如今软件的更新而无法打开。要找的关系人不是找不到就是不肯配合，要查的帐目不是查不到就是需大海捞针……其中几千万元国有资产形成的“账外资金”中，每一笔的流转都经过三、四个以上的单位或环节，十余个犯罪疑点在调查过程中交替凸现，对其中每一个疑点的调查难度都不亚于初查一个新线索，犯罪嫌疑人更是傲慢地扬言：要想查清我的账目，不跑遍大半个中国休想！

　　可张智毅带领的办案组，凭着一股不屈不饶的精神，为澄清犯罪嫌疑人辩解的事实真相，硬是奔走了大半个中国。经过30余天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形成60多本案卷，不仅查明了账目，收集了证据，更将案发单位都不知道的流失在外的国有资产也一并查清。

　　几个月后，根据查实的确凿证据，检察机关又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袁某采取强制措施。8个月侦查终结后，袁路明因贪污34万、挪用公款130万元被送上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5年。根据他的辩解，将他在老丈人帐户上炒期货的单位资金，亏损后并到单位帐户又继续炒作的，检察机关不视作挪用定罪起诉。一度不肯认罪的袁某表示心服口服，竟然放弃了上诉的权利。

　　张智毅同样不遗余力保护无辜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还当事人一个清白。

　　2001年5月，反贪污贿赂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某局局长家有上百万A股股票，有十几万美元B股股票，女儿在国外读书，一年要花费20多万，家庭支出与实际收入严重不符，这些花费都是某港商提供的，属于权钱交易。

　　张智毅带领组员进行了里查外调，查明局长的女儿每年在国外读书的几千加元学费系局长自掏腰包，其在国外的生活费用靠自己勤工俭学支付，该局长家里没有上百万A股股票，有十几万美元B股股票系港商老婆委托局长老婆炒作的资金，没有现金进出的迹象，且该港商与某局没有直接的业务结算往来、、、、、、

　　对此，张智毅认定被举报人没有犯罪嫌疑，洗刷了当事人的不白之冤。但是，在初查线索的过程中，他发现该局下属一个公司在外有几百万应收款一直没有收回，还有一个公司与其脱钩后，权利与利润有被私营者侵占等现象。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张智毅举一反三，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发出《检察建议书》：

　　“一、尽快理顺产权关系；

　　二、建立管理制度，完善运营体系；

　　三、对该公司现有财产依法监管；

　　四、健全公司下属法人对外投资行为的管理。”

　　案发单位接到检察建议，认真落实整改措施，积极堵漏建制，从而达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

　　张智毅不是单纯地破案办案，他追求的是严格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公正执法。在总结和探讨张智毅和同事们文明、规范执法的基础上，反贪污贿赂局集思广益，于2003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树立现代法制观念提高文明执法水平的几点意见》。

　　“根据现行宪法、刑法和刑诉法等法律体现的文明司法原则，现在我们执行搜查任务时，不仅采取老人和未成年人回避措施，还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方式，避免有任何扰民行为。在依法搜集证据后，对原装修材料、家具和电器等赃物也不予调取，而是让犯罪嫌疑人按照原价赔偿，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又有效地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此外，我们还规定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告知、依法让律师适时介入等制度；在执法办案的方式上，对犯罪嫌疑人适时解除强制措施，扣押物品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对犯罪嫌疑人有任何讽刺、挖苦等变相贬低人格的行为等；在执法形象方面，我们严格外出纪律，不允许检察人员与当事人、证人和律师私下接触，不允许接受案发单位吃请等，并注重仪容仪表，工作时一律穿检察制服，谈吐文明，以理服人。”据二分院统计，自1995年建院以来，他们依法查处的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已达20余件，且没有一起案件在查处过程中因为执法不文明等问题受到非议。

　　在现任岗位上，张智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反贪查案中的瓶颈问题：“我们要建立群策群力的工作机制，改变以前单兵作战的部署，让全市的反贪查案力量形成合力；要设立迅速的信息反馈制度，超前了解个案动态，着力指导破案，总结发掘案源、突破案情的方式、方法，推广经验；要创立提升侦查员素质的管理模式，统一现代司法理念，秉承严格执法的思想，讲究文明、规范的办案方式，以适应入世后国际化大都市对执法工作的要求。”

　　法，是他心中的魂。

　　　“这就是我的职责，我无怨无悔。”

　　张智毅于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他曾经立志学医，希望自己作一个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因近视600度，无奈地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他本来准备从事律师职业，在法庭上为老百姓唇枪舌战、讨回公道，孰料，他被分配到检察机关成了隐蔽战线上的一名侦查员。

　　八十年代从大学分配进入检察机关的不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学士更是凤毛麟角。张智毅没有埋怨命运，收敛了一棵好高婺远的心，脚踏实地从一个书记员干起。与他一届的同学，一个个下海经商，也劝他开公司当老板发大财，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囊中羞涩，他们请我去吃西餐，我都不知道餐具怎么拿法，真的很汗颜。”至今，在检察机关反贪战线坚守阵地的，只留下他一人。

　　这一干，就干了十八年，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秀侦查员的姿态，投入到他热爱的反贪事业中。从一个小兵，到科长、分院反贪局副局长、市院反贪局的一个处长，他成长的脚步历历在目。

　　最先让张智毅对侦查工作发生兴趣的，是一位老侦查员威风八面的形象，和擅长审讯的功力。那位老侦查员30来岁，长得瘦小精干，可是，面对一名年愈半百老于世故的犯罪嫌疑人，他盘问得头头是道，控制气氛游刃有余，俨然是一个样板戏里英气勃发的男主角。这让1965年出生的张智毅大为钦佩！一个6、70年代受理想主义熏陶教育的青年，找到了实现自己英雄梦想的舞台。然而，张智毅不是一个单纯的热血青年，他是一代天之骄子，受过八十年代大学的系统教育，他将自己的“英雄情节”放到了社会责任和人生哲理中去思考。在大学里，他不算博览群书，却是阅读广泛；他不算广种博收，却自有专长。他最喜欢哲学，大量涉猎了古今中外哲学家的学说，常常找同学辩得脸红脖子粗，在争鸣中扬弃，在扬弃中吸收。他崇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生的意义；也推崇尼采的“用酒神的精神和舞蹈的姿态塑造人生”的人性哲学，肯定人生自我奋斗的努力，力争做一个支配自我、塑造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强者。

　　当他真正开始接触侦查工作，才发现那理想、那威风、那功力是千锤百炼造就的成功。最初他师从一名女侦查员丁某，她是敢于拼搏的市“三八红旗手”。记得有一次外出提审，他随着审讯的问答漫无目的地记，但丁老师瞄了瞄他的记录纸后，一声不吭地拿来自己重新记录。身为八尺男儿的大学学士，他立时眼睛傻了，耳根红了，极为敏感的他，感到自尊心被狠狠地挖了一下。事后他将丁老师的笔录认认真真地研究了一番，立志要从头学起。于是，走出校门的张智毅开始从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从老侦查员胡某的身上，他学到了审讯的技巧和方法。在审讯一个电视台领导的贪污案件中，胡老师绵里藏刀的审问，细致入微的分析，抽丝剥茧的推理，令投入侦查工作不久的张智毅大受启蒙。尤其是，胡老师善于利用细节戳穿犯罪嫌疑人狡赖的战术，令他着迷不已。

　　细微之处见精神，张智毅学以致用，成功地运用细节突破的案件不胜枚举。上海某局基建处处长林一峰，手握基建工程发包权。行贿人凌某为与林处长套近乎以获取基建项目，在拜见其之前，特地将自己名片上的姓由“凌”改为“林”，说成“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同姓人。事后，凌某单独将贿款送至林府，并告诉林处长，自己的弟弟凌某就在林处长单位做驾驶员，自己其实姓“凌”。可面对检察官的讯问，林处长一口咬定只在办公室与这个女人有一面之交，面谈时一直有他人在场，故不可能有任何经济来往。

　　张智毅一听计上心来。他问林处长：“你们见面时，她介绍过自己吗？”“她给我一张名片，说她叫凌某某。”“怎么写？”“就是凌空飞翔的凌……”话音刚落，张智毅便抓住破绽刨根问底，慌乱的林某没有想到，自己坚守的防线，竟会溃败于这样一个细节。

　　带教他的丁老师是财务出身，跟着她，张智毅学成了一手决不亚于专业会计的查账本事，在一团乱麻似的款项往来中，他总能查清瞒天过海的纷乱谜底。八十年代底，对电视台领导的一起难于查处的贪污案件，连审计人员都不知从何入手，他冥思苦想了整整一周，终于用统计学的原理突破性地指出了匪夷所思的贪污手法，计算的犯罪数额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蛀虫”被揪出来了，一个个贪官污吏被绳之以法。张智毅不仅学到了各种各样的智慧，更学到了丁老师等一批老侦查员不急不躁的工作态度，明察秋毫、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品质。

　　也是在这些身边人的耳濡目染之下，经过反贪斗争的洗礼，他的人生态度更进了一步——“刚毕业时，觉得自己学府五车，满腹经纶，什么人都不是对手，要争强好胜表现自己，到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学的许多知识不是用不上，就是落后实际，现在觉得干什么事情，都必须靠学习，一直谦虚谨慎地学习，才能不怕挫折，去积极应对各种困境。”

　　他着眼于实用知识——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九十年代初期，证券从业人员中的经济犯罪初露端倪。门外汉的张智毅，不仅从书本和证券公司了解相关知识，还与同事来到外滩的证券交易所门口，挤在“黄牛”堆里听，混在股民中间学，就这样，办理了沪上第一起以挪用公款定性的证券从业人员案件。

　　以后，他在办案中还曾接触过期货、金融、拍卖、外贸等行当，每一个陌生的领域，都被他看作一门新课程，认真求学，力求入门。没有时间，就挤出时间，没有精力，就榨出精力，张智毅见缝插针地学，不断地汲取和积累，并学以致用，使他对接触到的知识都能转化为查案的本领。他曾将在一批书画作品的鉴定过程学到的点点滴滴，运用在办案中，居然让一名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证人把他引为知己，并送上自己的专著请他“指正”，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会学习知识和掌握本领的人。

　　除了勤奋学习，张智毅投入地工作，拼命地工作，是同志们心目中完美的脑勤、口勤、手勤和腿情的“四勤”干部。

　　1998年，为自侦工作的需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工作站，张智毅被派去搞筹建工作。由于经费紧张，他们不得不自找住房。为了节省，他们只能住在潮湿的房子里，生活条件艰苦，任务十分繁重，半年后，张智毅不幸染上了乙型肝炎，经治疗转成了慢性肝炎。从此，这种病痛就时常缠上了他。

　　2000年5月，领导交办原上海飞机厂副厂长宋玉明挪用公款一案，由于案件线索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始终不开口，张智毅碰到了最难突破的一起案件。

　　几天来，张智毅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人瘦了一圈。他绞尽脑汁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死穴”，渴望突破案件。深夜，他坐在床上，香烟一根接一根地烧着，不能自禁。一旁的妻子心疼地劝到：“少抽一点，早点睡吧，不然，你的老肝又要发病了。”说罢，被香烟呛得咳嗽的妻子带着女儿跑到另一间房休息。张智毅徉装听话，拉灭了灯，钻到被子里，可等妻子安心地睡了，他马上坐起来，聚精会神地设想破阵的策略。

　　白天，他在单位里将有关宋玉明的所有资料反复查看，坐在电脑旁一动不动，一双带着血丝的大眼迷茫地落在远处。一小时过去了，二、三个小时过去了，张智毅纹丝不动，陷入在扑朔迷离的案情里，同志们常常为他的身体捏一把汗。

　　寻找任何一个疑点，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他和科里共五名干部作了分工，白天提审、外调，晚上询问关系人，连续加班40余天，平均每天睡眠4小时，突破关系人50余次。有同志看到他的脸色越来越黑，还泛起了土色，就劝其回家休息，可张智毅无奈地摇着头，叹气说：“我多想闭一闭眼啊，但在这个风口浪尖，我停不下来啊！”

　　面对艰难困苦的破案任务，同志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回家，没有一个人在紧张的时候提出过休息，也没有同志再规劝犟脾气的科长。“那些天我的眼睛始终是半开半闭的。”一位侦查员说，“可是最累的是张智毅，他就是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生怕有所闪失。”

　　案件终于告破了，在总结会上，张智毅说着说着，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滚落下来，他屏住气，但隐隐的疼痛象刀一样在剧烈地抽着，他说不下去了，支持不了了，同志们把操劳过度而肝炎复发的他送进医院……为了痴迷的侦查工作，他几乎连命都豁出去了。

　　仅2000年一年，他就加班101天，四次赴外地出差取证。当时他刚满四岁的孩子无人照料，自己又是慢性肝炎的老病号，可他全然不顾。

　　张智毅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上有二个呵护他的姐姐。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的离休干部，母亲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父母虽然宠爱他，却对他要求最严、期望最高。他的妻子原来也是他的同事，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要求组织将她调离，以便她能够照顾家庭。反贪工作又苦又累，张智毅经常忙得不着家，妻子虽有怨言，也忍了，他的父母为分担他的家庭责任，将原来住的房子卖了，购置了他家附近的住房，时常前来料理一些家务。他的女儿小时候有哮喘的毛病，在特别的季节需要治疗，可是围在发病孩子身边的，总是妈妈一个人，见不着爸爸高大的身影。闲暇时，张智毅也会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义务，然而，他内疚为家庭付出得太少太少。

　　张智毅交的朋友，几乎还是那些一起长大的同学。他们虽然在各行各业工作，还是喜欢在一起谈哲学、谈社会、谈人生。为人处世，张智毅始终保持着一个检察官慎独慎微的本色，也保留了一个有所作为的学子清纯的追求。

　　离休的“老革命”父亲时时在他的耳边教诲：跟党走，做党的人，干党的事业。张智毅牢记父辈的叮咛，跟着前辈的脚印一路走来，已经把反贪查案工作当作自己生命里血肉相连的事业。

　　不或之年，张智毅反而更清楚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渴望有时间可以将工作的得失进行总结。说到这里，张智毅沙哑的声音透出一种成熟：“现在的我，更能够禅悟中国传统文化学说的精华，一个人要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需要更多的磨砺，也需要更多的思考。荣誉、地位、金钱都是身外之物，我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对待。我一生的追求，就是执法的公正严明。”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采访中，张智毅克制着强烈的烟瘾。办公室里常有人来请示工作，他像一位孜孜不倦的老师，总是一脸真诚地解疑释惑。

　　张智毅，一路走好！

　　（本文经修改发表于2005年7月12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