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观点观察 > 书博会：也许仅仅是一场奇观

书博会：也许仅仅是一场奇观
时间：2018-10-10

  

文/本刊记者  杨皓

 

 

除了野蛮国家，整个世界都被书统治着。

——福尔特尔

 

 

记者手记：2018年7月19日，主题为“新时代，新阅读”的第二十八届全国书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展会持续4天。书博会的全称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但随着社会对阅读的愈发重视，展会已远非仅提供图书交易平台这一个功能，参观展会的人群也不仅仅是出版商与图书销售相关人员，慕名前来的图书爱好者不在少数。《检察风云》记者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一行参与学习了此次深圳书博会。本文聚焦这次学习过程中的所见所得所想，并结合相关采访，对书籍、阅读、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2018年7月13日至16日，第八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2018年7月19日至22日，第二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召开；2018年8月15日至21日，第十五届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展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

书展一轮又一轮，市民对于此类展会的参与热情也很高。书展近了，书籍离我们也近了么？

 

不得不提的阅读量

今年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相较于2016年的4.65本有略微增长。同期韩国每人年平均阅读量为11本，法国为14本，德国为47本，俄罗斯为55本，英国则高达64本。

也许有人会说，单纯的纸质书阅读量统计并不能反映出我国国民的阅读现实状况，因为目前手机端以及平板电脑端成为了很大一部分人阅读的主要途径。遗憾的是，我国人均电子书年阅读量也仅仅是3.12本，相较于2016年的3.21本还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而真正具有长久且良好阅读习惯的人群中，纸质书仍然是主力，10.2%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电子书方面，5.4%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纸质书相较于电子书，更适合进行深度阅读。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网民上网从事的活动中，信息获取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重视。具体来说，有69.7%的网民将“阅读新闻”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39.3%的网民将“查询各类信息”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同时，互联网的娱乐功能仍然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有72.0%的网民将“网上聊天/交友”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51.5%的网民将“看视频”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42.9%的网民将“在线听歌/下载歌曲和电影”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36.6%的网民将“网上购物”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还分别有33.6%和32.7%的网民将“网络游戏”和“即时通信”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仅有21.7%的网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如果说阅读始终内涵于整个网上浏览的过程之中的话，那么阅读书籍也许并不内涵于这个过程。记者在深圳书展当天随机采访的一位观展读者朱先生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当记者问及当今电子书如此方便快捷，为何还会选择前来选购纸质书时，朱先生表示：“我认为纸质书还是更适合深度阅读，也更接近于纯粹的阅读过程。我之前也尝试过用iPad观看电子书，但是经常会被各种软件的推送消息打断阅读过程。而且，电子设备因为其具有的多功能性，经常会诱使我去做一些阅读以外的操作。比如对书里的哪个概念比较有兴趣，我就会去浏览器里查相关信息。不可否认，这有利于我对书本或者说相关知识有更好的理解，但这其实也是在打断我的阅读过程。而且有时候我发现，查到的信息在电子书的后续内容中也会讲到，所以我慢慢就不再读电子书了。我觉得相比电子设备提供的种种便捷，我更需要一个安定且专注的阅读过程，有什么问题等阅读结束后再去查阅。如果阅读结束后忘记查阅了，那恰恰说明这个问题对于我理解手头这本书其实并无大碍。”

能像朱先生这样把阅读过程认识得清晰明确，并视纸质书为生活必需品的人，绝对不是当前社会的多数。年平均4.66本的纸质书阅读量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除去教科书，数据应该会更糟糕。

“这次和女儿来参观书展，主要是为了让女儿在这里挑挑她喜欢的书，毕竟她是学生，应该多看点书。”带着正上小学的女儿参观深圳书展的李廷女士表示，“我个人除了在手机上看看新闻，在朋友圈看看大家转发的文章以外，几乎没有阅读的习惯，纸质书更是从大学毕业就基本没有读过了。”

当被问及为何大学毕业后就不再读纸质书时，李廷女士表示：“不得不说，读书的过程还是比较枯燥的，而且耗费时间较长。每天上班下班，回家买菜做饭，一天休息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如果真的要用来阅读，一下子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不是说不愿意，只能说很难去实践吧。”

我国国民纸质书阅读量不高，这已经是近年来图书行业内万人哀叹而又无奈的现象。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永青对这一现象置评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安慰自己：不要觉得这本书是做给别人看的，先做给自己看。这样我才能认真且安心地去做好一本书。要不然想到做出来的书可能读者寥寥，确实是会失落的。”

 

出版业：探索与挣扎

永青是一位29岁的男青年，5年前硕士毕业便进入北京某出版社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编辑出版工作，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5年来的工作：不断探索与挣扎。

“我是一个不太擅长社交或者说不爱社交的人，从小又非常爱读书，以至于我一直觉得书籍是我最好的朋友。”永青表示，“出于对书籍的喜爱，研究生毕业后我就致力于找一个可以与书打交道的工作，经过几次面试最终选择了目前供职的这家出版社。当时应聘的人不少，经过考试、面试等环节，不算万里挑一也算是煞费苦心。”

激烈的竞争，换来的不一定总是等量的回报，收入成为了摆在永青面前的第一个职业难题。永青告诉记者：“我们这个行业，收入注定是偏低的。其实在我面试的时候，单位领导就向我说明过这个情况。出于热爱吧，我没有多考虑。出版业起薪不高，对于新人来说能够期待的只有销售提成，但是刚入行的新人选题通过率极低，基本上只能做单位安排的活。即使有选题通过，如果不是现成的稿子，又要保证质量，组稿到成书至少要一年，引进书则要一年以上。换而言之，至少需要忍受三五年的低收入。实不相瞒，我目前的工资也就比5年前每个月多了两三千，与一起毕业的同专业室友相比，他的工资是我目前的两倍还多一点。”

只要有了热情，很多东西都能被克服，收入问题当然也是这样。“收入问题其实在我们单位里也是被一再提及。我记得有一年年会上，我们领导说过这样一段话：‘咱们出版社曾经有一位编辑，编了一套有关中国建筑史的经典书籍，前后花费了十几年。十几年间只编了这一套书籍，因为没有其他作品产出，收入也一直比较低。但是当这套书慢慢成型之后，业内业外都发现了这套书的浓浓匠心，后期的销量也很好，收入自然也就上来了。相比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一跃千里，出版业更需要的是蜗牛的向上攀爬。文化在于积累，读书用功，做书更要用功，总有一天，你们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永青回忆道：“这段话是这些年来支撑我留在这个行业内的动力之一，即便每年绩效考核仍让我有些失落，但我还会坚持。”

如果说十年磨一剑实属少数，那么编辑出版更应做到文化价值与商业意识的统一，浪漫主义的坚守终究只能归于浪漫，落地市场才是所有实业的现实归宿。

“还是要现实一点，毕竟出版社也是要经营的。这里就会说到我面临的第二个挣扎：关于选题的自主性。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会给足编辑时间与自由，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书籍。在我工作的第三年，出版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他是比较看重销量的，每次开会都要求我们做图书时紧跟潮流，尽量迎合目前读者的需要，但说实话我并不认同这个观念。”永青表示，“在我看来，编辑出版工作应同时拥有文化价值追求和商业意识这两个素质，并不是说有些编辑没有文化价值追求，但是有一部分人，往往会为了书籍的销量，也就是他们理解的商业意识，放弃文化价值追求，报送一些很虚、很快餐化甚至很低俗的选题。如果领导没能否认掉这种选题，这样的书就可以顺利上市。现在市场上那些追热点的书，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一类，有的甚至连作者是否具备足够的相关知识我都表示怀疑。但必须要知道，出版社的选题选择，很多时候还是要得到领导同意的。选题的自主性如果没办法保证，往往就会出现编辑必须做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的书这种情况，而这也是我最为排斥的。”

“说得好听一点，我目前的工作状态是一种探索，探索一种我理解的书籍与大众理解的书籍之间的那个平衡点；探索销量与文化价值的平衡点；探索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挣扎。”

其实出版业的困境，恰恰是书籍困境的放大版。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之下，书籍正经历着或者说已经经历了“祛魅”过程。原本被誉为“进步阶梯”的书籍已不再是这个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最简便快捷的通道。外在的祛魅来自于读者的减少与阅读的可替代性；内在的祛魅更为致命，来自于书籍本身质量下降，以及人们出书目的的变化。古往今来，著书立说向来是被赋予宏大意义的一件难事，亦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正是缘于此，能否出书成为了教育界、企业界等领域的考核标准之一，大学教授出书可以评职称，国企、事业单位领导出书可以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记者暗访一家淘宝代写专业书籍的出版社了解到，只要愿意花钱，为评职称等目的出版的图书一律可以发行，相关编辑可以帮助修改内容，甚至完全代笔。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书籍的浪漫主义意义势必失去其位置，加之行业内历来不高的待遇（出版社编辑学历普遍为硕士甚至博士），人才的逆淘汰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书籍已变

伴随着电子阅读盛行、消遣方式丰富、书籍祛魅等多种因素，书籍在当今时代的定位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阅读习惯的变化。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而阅读书籍从本质上说，只是获取信息的手段之一。东进而西渐远，当其他获取信息的手段变得简单易得，并且比购买书籍更为廉价之时，读书这一手段势必遭遇地位下滑的困境。更为致命的是，读书需要耗费不同于其他获取信息手段的时间成本，读一本完整的书籍的时间，要比观看短视频、阅读朋友圈文章等长得多。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注定是高效与快速，换个维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浮躁。许多互联网媒体瞄准了这个问题，开发出了种种所谓“半小时读懂一本书”“听书”等APP或自媒体，试图利用人们内心对于读书的残余渴求，为自己添上一波又一波的流量与财富。

第二是书籍的功用变化。书是用来读的，这句话放在以前一定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也许不是如此了。如今书可以用来听，各类听书APP层出不穷；书可以用来收藏，各类装帧精美的书籍，其收藏价值已经远超阅读价值，藏而不读很常见；书还可以用来玩，2014年美国HachetteBookGroupUSA出版了一本名为《S.》的奇书，此书被包装成一本图书馆借阅书籍，并以此身份展开叙事，读者需要反复阅读该书并从页面空白处其他“借阅者”的笔记中寻求书本背后的故事。书中夹带着二十多种阅读道具，如同游戏一般，读者只有合理利用这些道具才能顺利破解一个个谜题，以至于人们评价该书：想要真正读懂，至少要读三遍。该书中文译名为《忒休斯之船》，于2016年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并出版。该书的风靡引起了图书行业内的一次震动。

第三是书籍与知识关系的变化。编辑工作的核心意义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把有价值的内容挖掘出来，整合后实现传播。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书籍出版的过程就是守护良心、发现良心的过程。但新的传播方式似乎并不认同这样的观念。同样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书籍上可能需要经过一道道程序，从文章完成到真正出版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然还有可能面临无法出版的厄运。但自媒体的出现，似乎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媒体即时且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评论与看法，久而久之，读者也必然更倾向于接收这些紧贴时代的信息。从前我们把书籍当成知识来源的前端，如今我们把书籍当作知识积累沉淀的后端。要知道，普罗大众在繁忙且多变的生活面前，前端就足以让他们应接不暇了，至于后端甚少人关心也就很好理解了。求知是人的本能之一，只是对“知”的定义各不相同罢了。

变化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接受。我们必须认识到，读书已经不是绝大多数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顾影自怜怀念过去的行为总归不会有多少价值。至于一些国家为何在科技同样发达的情况之下仍然能保持较高的阅读量，这可能是另一个宏大且不易言说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抓住书籍最有价值的部分，无论图书的外延如何扩展，其知识的严谨性与严选性仍然是其他阅读媒介无法比拟的。一如永青对记者说的那句话：“出版业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了解编辑职业的真相之后，还能热爱它。”

 

奇观即来

传播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媒介奇观”，由美国学者凯尔纳提出。媒介奇观具体指能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其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等。

套用这个概念，书博会像极了一场奇观。在书籍定位发生变化，阅读书籍已经成为一种小众行为的当下，书博会给了我们一剂解决此种忧虑的麻醉剂。当一种美好且浪漫的事物正在失去其神圣性，为了试图挽回它，最好也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为它举办一场盛会，营造一种奇观。也正是其奇观的本性，我们在书展中经常会看到拿着书坐在阅读区玩手机的少男少女；带着子女前来选书，最后带回数本习题册的家长；忙着与书籍合影，上传朋友圈的爱秀人士……

当然，奇观过后，一切会归于平静。谁也不能与时代为敌，书博会可能仅仅是一场奇观，但书籍总会找到它应有的位置。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