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1979年4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设置法纪检察处。当时主要是结合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平反冤假错案，查处一些违纪案件。
1980年，上海法纪检察工作处于初创时期，以开辟案源为主要任务。上半年，各级检察院召开各类座谈会近百次，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市各局及所属公司、大厂等500余单位，用“请进来”的办法，了解各部门违纪情况，开辟案源。从第三季度开始，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又接连召开业务会和片会，提出用“走出去”的办法，有选择地深入重点部位和部门了解情况，发现线索，扩大案源。在此基础上办好案件，打开工作局面。
1982～1984年，上海各级检察机关的主要力量投入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以下简称“刑打”、“经打”)斗争，法纪检察业务相对处于低潮阶段。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为集中力量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1983年4月将法纪检察处与经济检察处合并为自侦处。是年全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中，法纪案件仅占7%。1984年7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自侦工作会议，提到法纪、经济检察机构合并后，法纪检察工作有所削弱。是年11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撤销自侦处，法纪检察与经济检察又分开，独立成处。各区县人民检察院也相应将法纪检察与经济检察机构分开。12月，召开全市法纪检察工作会议，提出加强法纪检察的意见。
198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法纪检察工作会议，下发《关于加强法纪检察工作的意见》，提出法纪检察服从于、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总任务的业务指导思想。明确法纪检察的基本任务是办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案件、渎职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特别要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大案要案，对大案要案不管保护层有多厚，关系网有多大，都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1986年，上海检察机关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纪检察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决不放松“刑打”、“经打”的同时，加强法纪检察工作。1987年又提出把法纪检察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刑打”、“经打”、法纪一起上。至1989年，全市法纪检察立案数首次突破200件，达206件，其中重大、特大案件35件，占立案总数17%。
1990年，上海各级检察院根据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法纪检察立案标准，组成专门班子，深入工厂、企业、机关、街道广泛宣传，并将《立案标准》翻印后分发基层。这一年立案侦查法纪案件255件。
1991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集中主要力量查处玩忽职守、非法拘禁、徇私舞弊、刑讯逼供和重大责任事故五类案件，突出抓好大案要案。在立案侦查的法纪案件中，五类重点案件占77.2%。强调办案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安定服务，争取良好的社会效果。并加强政策研究，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区分依法执行公务中的一般违法行为与职务犯罪的界限，区分因一般经济合同纠纷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玩忽职守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界限，确保案件质量。
1993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纪检察工作会议。会议以强化法律监督为主题，提出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方针。全国法纪检察工作会议，给上海法纪检察强大的推动力，普遍强化了制度建设，建立各种联系网络，拓宽案源渠道，1994年立案侦查数达到500件。
1995年，根据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侵权渎职案件侦查工作会议精神，在切实贯彻“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基础上，及时调整办案重点，拓宽视野，摸排线索，积极查办案件。在办案方式上，提出“督办、协办、易地办”三管齐下抓突破，一级帮一级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指导的优势与长处，与区县人民检察院第一线协同作战，切实增强办案力度。对于难度较大的案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全力参与突破，对于区、县人民检察院已发现或掌握，但不便出面查处的案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直接派人负责办理。立案侦查法纪案件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1979～1995年，上海各级检察机关法纪检察部门共立案侦查法纪案件3091件。
第一章 查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案件
1979年之前，检察机关虽然没有法纪检察，但在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包括查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建国初期，侵权行为主要表现是刑讯逼供。1952年，全市开展“三反”运动中，有些单位采取打骂、禁闭等“逼、供、信”的违法手段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上海市人民检察署直接受理群众控告的就有多起。是年7月30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将群众控告“逼、供、信”信件24件转交上海市人民检察署研究。上海市人民检察署派员深入被揭发单位逐件查明处理情况，函复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并将4件较为典型的逼、供、信案例上报上海市人民政府、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署。1955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的侦查工作试行办法，办结侵犯人身权利案件10件。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首次侦查工作会议，把侦查工作提到重要地位。1956～1958年，办结侵犯人身权利案件612件。1959年4月之后，上海检察机关的侦查机构撤销，侦查工作基本停止，至1961年，办结侵犯人身权利案54件。1962年，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联合颁发《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试行规定》。上海各级检察机关相应恢复了侦查机构，简化了侦查程序。至1963年，办结侵犯人身权利案件113件。1964～1966年，贯彻中央关于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三年办结侵犯人身权利案件43件。其中1966年只有4件。
1955～1966年，上海各级检察机关共办结侵犯人身权利案件832件，其中杀人、伤害、强奸、奸淫幼女、虐待老人等侵犯人身权利案件691件，占83.5%。根据196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问题的批复》，这类案件不属于检察机关侦查。因此实际办结法纪检察范围的侵权犯人身权利案件只有141件。
1978年检察机关重建后，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应由法纪检察部门立案侦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案件(简称侵权案件)，包括：刑讯逼供，诬告陷害，破坏选举，非法拘禁，非法管制、搜查，报复陷害，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伪证陷害、隐匿罪证，侵犯通信自由等9类案件。
1979～1995年，上海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侵权案件684件，占法纪案件立案总数的22.1%。
第一节 侦查非法拘禁案
1979～1995年，侦查非法拘禁案共404件，占同期侵权案件总数的59.1%。
1979年立案侦查18件。这些案件的侵权方式多数是以办“学习班”、“集训班”等任意关押群众，并进行人格侮辱。有的长期关押，严重侵犯人权。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立案侦查的新跃仪表厂机动车间原中共党支部书记周维湘借口审查“强奸”问题，把一工人长期关押。鉴于犯罪行为发生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经教育尚能认罪、悔改，决定免予起诉。
80年代，立案侦查75件，年均8.3件。其中前4年立案侦查14件，年均3.5件；后5年立案侦查61件，年均12.2件。非法拘禁犯罪行为人的特点是：文化层次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手段比较野蛮，兼有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其起因有因财物被盗，拘禁偷盗者或嫌疑人；有因恋爱、家庭、邻里矛盾引起；还有执法人员滥用职权，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等等。1985年1月，崇明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原上海东风农场乳品六厂班长王小宝等3人，因怀疑同厂职工徐宁龙在浴室偷窃钱包，非法拘禁并殴打逼徐承认，导致徐服毒自杀身亡。侦查终结后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分别判处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2～3年。此案《上海法制报》作了报道，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县人民检察院深入农场、企业等单位进行法制宣传，对基层干部上法制课，收到较好效果。
1990～1995年，立案侦查311件，年均51.8件，比80年代增长5.2倍，且逐年上升，1990年为14件，1991年20件，1992年24件，1993年66件，1994年、1995年高达95件和92件。90年代非法拘禁案的特点与80年代起了很大变化。尤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因债务、经济纠纷引起扣押人质逼债的“人质型”非法拘禁最为突出。1993年1月～1995年9月，全市立案的233件非法禁案中，“人质型”150件，占64%，全部由债务纠纷引起。其中1995年立案侦查的非法拘禁案，“人质型”达80%。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10月召开全市检察机关查处非法拘禁罪案专题会议，通报情况，交流办案经验，着重研究政策，明确打击重点，重视社会效果。在追究被告法律责任的同时，注意保护他的合法权益；在及时解救人质的同时，相应解决债务纠纷。
第二节 侦查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1979～1995年，侦查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共77件，占同期侵权案总数的11.3%。
1979～1989年，11年只立案侦查20件，年均1.8件。比较典型的如1987年奉贤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奉城镇南门农机厂女职工康金仙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康为泄私愤，伙同丈夫乘邻居陈家无人，破门而入，用铁搭砸坏陈家炉灶、餐具，又用一桶大粪浇在陈家床、沙发、碗橱上，使被害人一家无法正常生活。侦查终结后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康某拘役4个月。
1990～1995年，立案侦查57件，年均9.5件，以1994年最多，达15件。
1990年青浦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该县农民沈金根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沈将其妻服毒身亡归咎于同村村民沈宪章，不听从当地干部与公安干警的劝说和阻拦，指使亲友强行撞开沈家大门，将尸体停放在客堂间桌上。尔后，又撞开沈某儿子新房间门，并将尸体抱至新婚床上，强行停尸达9小时之久，还砸坏部分生活用品，严重影响被害人正常生活，使被害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侦查终结后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赔偿经济损失。
非法搜查案中，涉及到“三资”企业中外方管理人员搜查中方职工的案件较多。1993年10月，东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港方经理高贤达为寻找一只白金戒，对31名职工搜身。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追究其法律责任。事后邀请浦东新区中共党委组织部、工会、妇联和中国珠宝首饰进口公司上海经营部总经理及下属企业领导20余人，在张江钻石城召开法制宣传会，宣布对高处理决定，然后组织座谈，收到较好效果。同月，日航龙柏饭店3名日方人员借故搜查两名中国女工的身体，经《劳动报》披露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迅速派员查明事实，对3名日方人员作了训诫教育，向该饭店发出《检察建议书》。事后会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市总工会、市旅游局等5个单位，召集在沪“三资”企业法人代表250余人，开展现场法制教育，日方副总经理在会上作了检讨，总经理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整改情况报告书。次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又会同市总工会，对8家“三资”企业进行调查，并对侵权成因作了重点分析，提出合理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第三节 侦查伪证案
1979～1995年，侦查伪证案共65件，占同期侵权案总数的9.5%。
1983年前没有立案侦查过伪证案。
1984～1989年，仅立案11件，年均1.8件。
1990～1993年，立案侦查18件，年均4.5件。1994年猛增至12件，1995年翻番为24件(全部属于经济罪案中的伪证)，严重干扰侦查、审判活动。查处这类犯罪时，法纪检察部门同经济检察部门加强联系，围绕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形成合力，加强打击力度。1994年通过查处12件伪证案，挖出经济罪案33件。是年，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专门成立了由一名副检察长负责，起诉、贪检、法纪、监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查处伪证案件协调小组，加大打击力度。在办理姜丽花贪污案中，查出姜的上级两名正、副处长为姜开脱罪行而制造假证据的伪证案。
第四节 侦查诬告陷害案
1979～1995年，侦查诬告陷害案共50件，占同期侵权案总数的7.4%。
80年代立案侦查18件，年均1.8件。90年代初至1995年，立案侦查32件，年均5.3件。比较典型的如1990年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原上棉十九厂机动车间中共党支部书记王致中因对同厂团委书记陈某不满，匿名向杨浦公安分局诬告陈某于1989年春政治风波期间，在某处公开发表反政府演说，造谣惑众，引起骚乱。检察院对王侦查终结后向区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同年，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个体户赵纪林，为泄私愤，诬告静安区住宅二公司职工陈某在其协助下强奸女青年，致使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检察院对赵侦查终结后向法院提起公诉。
第五节 侦查刑讯逼供案
1979～1995年，侦查刑讯逼供案共42件，占同期侵权案总数的6.1%。
1979年立案侦查24件。1979年以后，除1981年立案4件外，其他年份每年1～2件。这类案件在1981年以前有不少犯罪人系非公安司法人员，主要是少数干部，尤其是少数农村干部，无视法制，违法乱纪所造成。以后则基本都是公安司法人员。典型案例如
第六节 侦查其他侵权案件
1979～1995年，立案侦查侵犯通信自由案共23件，发生在80年代的19件，90年代仅4件。立案侦查报复陷害案20件，其中1979年就有7件，占35%。宝山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原中共罗店镇党委副书记周敬贤，在1969年任刘行公社领导期间，借口“清理阶级队伍”，把揭发过他恶劣行为的6名干部、群众打成特务、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对1名写信揭发他刑讯逼供罪行的社员非法关押。侦查终结后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此类案件逐年减少，80年代立案侦查9件，90年代只有4件。立案侦查破坏选举案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