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的法律手续”的指示，由公安、检察、法院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对已经逮捕，但未经检察院办理批准逮捕法律手续的人犯，进行补办法律手续的工作。在补办法律手续中发现有的案件案卷材料分散零乱，残缺不全，加上档案制度不健全，有找不到案卷材料及久压未办的现象。港务局职员朱宗喜于1954年10月因特嫌案为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经捕后审查，特嫌否定，却误将案卷材料发还原单位，致使朱某关押了一年多，直到补办手续时才被发现释放。有的案件将反革命案件作为一般刑事案件报捕。有的公安分局逮捕人犯没有经过分局长的签批。拘留人犯的手续制度不够健全，对现行犯的先行拘留与违反治安管理规则的行政处罚的拘留分不清楚，采取“拘留审查”的简单办法代替侦查工作。还有个别漏捕、少批、多捕的现象。如一起13人流氓犯罪集团案，报捕表上只提请批准逮捕4人，但某分局长只在该案综合报告上签了个“捕”字，执行逮捕时将13人全部逮捕。对这些违法情况都予以纠正。是年6月至1957年第一季度，参与公安机关各项侦查活动412次，其中参与逮捕67次，搜查43次，预审183次，对质1次，询问证人34次，勘验现场75次、技术鉴定、检验9次。通过这些活动，实施侦查监督。发现公安机关不依法办事的情况，除了口头提出外，按一事一文的原则，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及时纠正。对某些侦查活动中的不当措施，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则采取与公安人员交换意见，或者在一定会议上提出研究，或者综合一个时期所发现的有关问题，以公函告知公安机关等方法纠正。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发现上海市公安局拘留的47名现行偷窃犯中，提请批捕超过24小时法定时间的占68%，将这一严重违法情况向公安局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同时又派员与公安局共同研究纠正违法的具体办法。公安局领导很重视，作了改进。西郊区人民检察院参与侦查潘洪生杀妻一案中，在旁听讯问被告人时，发现被告人言词不清，从现场情况看，也不像预谋杀人。据有关群众提供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对被告人作医学检验，证明被告人系精神病患者。公安机关即将拘留的被告人释放，并送至精神病医院治疗。榆林区人民检察院在参与大中华橡胶三厂火烧现场勘验时，发现没有找见证人和制作勘验现场的笔录，及时提出意见。公安分局即找了2个见证人，制作了勘验现场笔录。杨浦、闸北区人民检察院在提审先行拘留的两名女犯时，发现两人是孕妇，即建议公安机关采取交保候审措施。
1957年下半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检察机关受到错误批判，侦查监督职能削弱，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检察机关撤销，侦查监督职能一直未能很好行使。
1979年，检察机关重建，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展侦查监督工作。重点是注意防错和防漏。防漏是从重大犯罪线索中，追挖漏网犯、同案犯，从核实事实上发现同伙，从一条罪行查清全部罪行。全年追捕应该依法惩办的漏网犯、同案犯75人。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全年防漏追捕案犯23人，占该院受理批捕案件总数的7%。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行凶抢劫案犯董长根、曹阿红时，发现犯罪策划者谭贵喜漏网，另一重要成员侯干权也只处以行政处罚，建议公安分局追捕归案。谭贵喜捕后交代揭发侯干权与龚小马等人还作过另一起持械抢劫案。经查证属实，将侯、龚两犯批准逮捕，通过对谭、侯等犯的进一步审讯，又挖出以徐洪宝为首的盗窃集团。防错是纠正少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错案。南市区饮食服务技校学生凌剑萍一天下班回家，无故遭到素不相识的赵军、陈保富等9人挑衅围打。当凌提出指责时，又遭到这伙人持刀威胁，乱拳殴打，凌在人身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拔出电工刀将陈戳伤。公安分局将凌以伤害罪提请逮捕，南市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认为凌的行为是出于保护自己身体免遭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凌不批准逮捕。
1980年，开展以提高办案质量为中心的侦查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深入公安刑队、治安、预审等业务部门了解第一线情况，重大案件参与勘验现场，掌握案件的全过程，凡有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法律手续不全的，纠正违法。至1982年追捕、追诉漏犯240人，对公安机关违反诉讼程序情况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28份。嘉定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盗窃案时，发现派出所以“口头传唤”、“拘传”形式，将嫌犯关押了10天；扣押物品时未办理手续。物品发还时，失主出具的收据与失物不符；证言笔录没有陈述人、被告人签名等，以书面提请县公安局纠正。
1983年8月至1986年底，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配合的前提下进行制约，一方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共同组织集中统一行动战役，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该逮捕、起诉的案件，及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另一方面对不应逮捕或起诉的对象，坚决不升格处理，既防错又防漏。“严打”中共追捕追诉漏犯442人。1987～1995年，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各个环节上注意防错防漏，追捕追诉各类罪犯1053人，防止错捕人犯9人，纠正公安机关侦查中违法，提出纠正违法意见555件。1988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制定《审查批捕阶段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细则》对侦查监督的范围、内容、要求、审批和程序，处理方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公安部门将此规定发至各公安派出所参照执行。1991年，执行侦捕、侦诉分开的工作制度，加强了对自侦案件的制约，通过严格把关和制约使一些定性不当、证据不足的自侦案件及时得到修正。至1993年10月，在对自侦案件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追捕追诉贪污、受贿罪犯105人。1993年，将侦查监督工作延伸至公安机关的立案阶段，弥补了长期存在的空白。为完善监督机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结合多年的司法实践，制定《审查批捕案件跟踪监督制度》，规定凡是经审查作出批捕、不捕或退查决定的案件，均实行跟踪监督，以掌握侦查机关的执行情况，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在审查案件中，针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的情况，采取3项措施：针对部分派出所干警对有关法律政策不熟悉，致使一些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未能及时立案的情况，及时“送法上门”；针对一些基层公安干部因案情较复杂或难以收集证据，担心报捕后退查而将案件降格处理的情况，及时为侦查部门的取证工作出谋划策，当好参谋；针对个别“人情案”有的甚至徇私枉法，故意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的情况，通过对案件中注明“另处”的嫌疑人跟踪监督，从中深挖漏犯余罪。对于公安机关该立案不立案，经督促仍不及时纠正的，依照刑诉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自行立案侦查。全年自行立案5件8人。1995年，围绕加强执法监督的工作重点，在刑事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上，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执法监督。从公安机关作“另处”、“待处”、“治安、行政处罚”以及“在逃”的对象中，深挖漏犯；在加强同公安机关联系工作和讨论案件中，对有关线索紧追不舍，积极查证；在探索与公安机关探长、警长制接轨的工作中，掌握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发、破、立情况，从中发现侦查机关该立未立的案件线索，经建议侦查机关立案而未被采纳或拖延不办的，自行立案侦查。全年自行立案侦查各类刑事案件28件34人。在办案中，不仅加强对侦查机关有案不办，以罚代刑进行重点监督，还注意监督案件背后的司法人员徇私舞弊，以及辩护律师参与诉讼活动中的违法犯罪，排出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案件线索，由法纪检察部门立案侦查5件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