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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器材华东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陆久生、党委副书记黄美玉和副总经理屠锦良贪污窝案记事
中国电子器材华东公司位于上海市江西中路的一幢老式办公楼里。这幢楼矗立在繁华外滩显眼的路段，据说这是解放前美国中情局的所在，有暗道与机关。走进去拐弯抹角的，是有些奥妙。但常年失修，再怎么有名的建筑都会因保护不善而显得破败。这个曾经名闻遐迩的大楼在如今繁华的都市，只怕重新涂脂抹粉也难在具有万国风情的建筑群里变成新贵。实际上，华东电子公司仅占了它3层的四分之一，还有几家大公司与其分享居住。电子公司职工说，听起来我们的公司是国家部属企业，家大业大，实际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空架子，企业年年走下坡路，难以维持发展。确实，这个在上海滩叱咤一时的国家企业，因为领导班子坑瀣一气贪污腐败，早已失去其大家风范，已成为遗留在本市的唯一一家国企电子公司，面临着起死回生的改制。然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大型企业，在企业面临改革和转制之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任由“腐败班子”宰割的“骆驼”呢？
秘密，由不知情的举报人公开爆料
虽然和陆久生之流朝夕相处多年，直到案发，群众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让群众看不到，听不着，才能浑水摸鱼。逃避监督几乎是所有职务犯罪者的本能。
2001年8月20日，市检察二分院收到一封举报信：华东电子公司总经理他们私设了“小金库”，将公司下属的益爱出租车公司低价予以转让，还有走私和偷税等经济犯罪问题。
反贪局初查中发现，这个举报已尽人皆知，以前就有人揭发，且陆久生他们也时有耳闻。
举报罗列的是现象，举报人不是知情人，且对方已在明处。追查面临困难。
检察官找知情人——华东电子公司原财务处长张某，已辞职的张某避而不谈。通过他老婆做工作，也是避而不见。后检察院将涉及走私和偷税的问题转给公安局，期望借力突破。但因广东等地没有查到相关证据断了线索。
于是，检察官把调查方向转向了益爱公司出租车低价转让一事，并制定了“自下而上”的侦察方针，即从参与出租车转让的其他人身上打开缺口。受让34辆出租车的百文迎宾公司却不肯积极配合查账行动。他们提供的帐户或与此无关，或鱼目混珠，六大箩的帐本从仓库搬到公司盘查，没有留下可疑迹象。几年过去了，要查到当时的真凭实据真的不易。一次又一次，由于检察官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文公司终于提供了没有入帐的真实合同和记帐。原来，有二份合同，一份确定每辆出租车的营运牌照价格为17。2万元，还有一份补充协议将每辆车转让价格降低为16。7万元。实际上，华东电子公司只收到16。7万元的总价，有差价17万元不知去向。百文公司总经理李某说：“补充协议是按照屠锦良的要求签订的，他说益爱公司驾驶员对转让有意见，有些人要闹事，现在摆平这些人需要一些资金，你们从转让款中支付一些现金，而益爱公司不能提供发票。”果真是李经理亲自把装有17万元的马夹袋放入屠锦良随身带的黑包里，连一张收据都没写，就让他提钱走了。
屠锦良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其妻子已退休多年，女儿在法国自费留学，开销甚大，但家里持有的股票和存款竟有100多万。可见，他有侵吞公款的重大嫌疑！
检察官采取了迂回包抄的办法来破案。按照百文公司真实的帐本，他们了解到，百文公司支付受让的出租车营运牌照价格实际每辆为18万元，中介人陈某从中拿8千元，总计27.2万元中介费，支付华东电子公司每辆17.2万元，总计584.8万元。但百文公司有35.3万元的支票未进益爱公司帐户，其中有20余万元的钱款下落不明。
经查，益爱汽车修理厂经理方仁根在百文公司的领款单上有签名。而他是参与出租车营运牌照转让的主要谈判者，应该是最清楚内幕的人。因此，检察官将突破的目标锁定在方仁根身上。
2003年2月18日，检察官传唤方仁根，与此同时中介人陈某也接受询问。方仁根匆忙赶到，忐忑不安地坐在审讯椅上，左右不停地扳着自己的手指，忽闪的小眼睛掩饰不住惶恐的神色。他是一个大字不识多少的粗人，原是当地的征地工，进了华东电子公司后扶摇直上。他和老婆离了婚，又找了比他小十几岁的漂亮女人结了婚。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比较窘迫，工资收入不高，前妻留下的儿子需要抚养，又生有一子，现在的妻子又是临时工，父母年老体弱还需要照顾。
一开始，方仁根坚不吐实，耍泼无赖。此时，陈某已交代行贿方仁根8万元的犯罪事实。检察官政策攻心，利用行贿人被拘的条件，督促他尽早争取出路。方不知道检察官手里有什么牌，又怕受到重罚，当晚，他只承认受贿2万元。为引蛇出动，检察院立即将其刑事拘留。一周后，方仁根交代了转让出租车营运牌照价格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不仅收受8万元贿赂，从中分给屠锦良1万元，两人还开阴阳发票和用支票套取现金20万，其中方、屠各得11万和9万元。为将来逃避罪责，方仁根还要求把贪污所得当作奖励。方仁根向检察官提供了屠锦良铅笔写的纸条。更为重要的，是他检举了屠锦良利用阴阳合同贪污17万元的线索！
有人证、物证，该是动屠锦良的时候了。其后，在一路之遥的新城饭店，检察院领导和北京电子总公司党委派员组织谈话，敦促一个长期担任副局级领导的干部幡然悔悟，投案自首。气氛严肃而凝重，工于心计的屠锦良拒不承认，极力辩解，并信誓旦旦地说明17万用于公务活动了，20万奖励给方仁根了。屠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写的奖励11万元给方的纸条已捏在检察官的手里，不能自圆其说了。
屠锦良是关键人物，他既是华东电子公司的副总，又是益爱出租车公司的法人，攻破他就可以拨开整个公司的云障雾绕。他被转移到上海市看守所。在侦查部署上，检察官采取了“从上而下”的策略，由主管领导和承办人轮番上阵，与外围调查相辅相成，步步为营促其就范。检察官估计，屠锦良早已与陆久生和黄美玉攻守同盟、串通作假，他有充分的抗审准备。
在看守所里，屠锦良的心灵受到震动，这里是关押人的地方，是不能轻易进来，也不能随便出去的地方。虽然有一定的准备，在主审检察官稳扎稳打的气势慑服下，他还是大失方寸，疲于应付，一会儿脸红脖子粗地申辩，一会儿泪水涟连地悔恨，一会儿又翻来覆去地周旋。检察官抓住他患得患失的心理，阐明利弊，此时的屠感到多名同案人已交代争取立功赎罪，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第一天，打消了幻想的屠锦良吐露受贿1万元，第二天却全部翻供。他交代与方仁根共同贪污7万元的事情，又出尔反尔。为固定证据，在审讯中检察官采取录音录象的办法，挤牙膏似的，一点点地逼迫屠锦良吐实。然而，对17万元的去向，他说砍了头也没有拿过。
4月14日，检察官对屠锦良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清查公司小金库，发现在2月25日以行政处小金库的名义有一笔18。68万元存入银行。当晚，行政处处长华某被询问，原来在2月23日，由屠交给其17万元，并关照计入小金库帐。屠还关照华不要存17万元整数，所以存18.68万元入账遮人耳目。当时陆久生、屠锦良、黄美玉三人均在场，商议将这17万冲抵魔术酒家交来的承租费。那么，这17万在案发后进账，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到4月11日，黏黏糊糊兜圈子的屠锦良，得知串供的情节被掌握，心理防线一下子崩溃，承认在转让出租车生意中以与对方签订阴阳合同的方法索得17万元现金，承认和方仁根伙同贪污20万元。
疑窦在扩大。见屠锦良犹豫不决吞吞吐吐的样子，检察官认定他还有重大犯罪嫌疑，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让他供出最后的共犯，是检察院查案的目标。
整个审讯过程都用计算机打印笔录。最后审时度势，检察官一针见血地总结说：“你的交代完了？这个鼠标点还是不点句号，由你决定。你拿钱的数字很大，已经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彻底坦白认罪才能减轻罪行。你们领导对你有恩，你说有压力，我理解。但你不说，别人也会说，你自己搏态度吧。”
屠锦良如雷灌耳。陆久生将他从一个不起眼的工作人员一手提拔起来，相信他，倚重他，他出卖顶头上司于心不忍，但他不说出全部内情又怕别人抢功折罪。他看着移动鼠标的眼睛紧张地眨着，时间在一点点消失。
主审检察官大喝一声：“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幻想？是不是没有了其他问题，你敢不敢点头？”
屠锦良心怀鬼胎，不敢直视检察官的眼睛。
掌握屠锦良一举一动的姚副检察长，预料有好戏上演，在他犹豫彷徨的关口，及时进行政策攻心，指点迷津，敦促其早日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屠锦良善于见风使舵，不久，就向检察长一五一十地抖出伙同陆久生、黄美玉擅自将公司存量房出售、侵占和私分益爱出租车公司上缴款24万余元等犯罪问题。至此，一个国企领导班子的腐败显山露水。
勾结，层层盘剥最后的国企“骆驼”
同年4月25日，陆久生、黄美玉被立案且刑拘。在屠锦良被拒捕后，两人就知道兔子尾巴长不了，将部分赃款退回公司，把小金库帐目做平，并商量攻守同盟，保证谁也不许出卖谁。
那天，陆久生带走几块饼干垫饥，一夜未眠。主审检察官一言九鼎的气势，让他非常难堪。他还是一个大型国企的正局级领导干部，38岁就担任局级干部，至今已17年了，在上海滩恐怕也难有几个如此资历的干部吧？
从一个正局级领导干部，到一个令人不齿的阶下囚，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无法接受。面对检察官的讯问，他硬碰硬地顶撞，拒不承认所犯罪行。而他与黄美玉之间的关系，更让他心有余悸。
“我身体不好，说走就走了。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整我。”陆久生一副自负傲慢的样子，“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只相信自己！”
陆久生脸色涨得通红，有健康之虑，得知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检察官适时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并调整了审讯策略。第二天，他的儿子来检察院，认为父亲是无辜的，要到北京去上访告状。正值“非典”时期，北京是染病的重灾区，每个人谈“典”色变，躲之惟恐不及呢。由此，检察官抓住父子情深的情结，和风细雨地循循善诱，谈社会责任，谈人生信仰，谈儿女情长。
“虎毒都不食子，你儿子为了你的问题要进京告状，他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即将毕业踏入社会工作，你保护儿子健康和前程重要，还是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重要？”
一席话，说得陆久生涕泪交流。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到4月30日，陆久生主动向看守所警察提出，希望早日见到检察官，要求交代全部罪行。
对黄美玉的审讯，却是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从一个普通的打字员到一名手握人事管理大权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她的升迁在华东电子公司是匪夷所思的奇迹。
这个语无伦次装疯卖傻的女人，对许多法律的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不致于口误，她竟然把与陆久生串供的记录都带在身边。检察官用钝刀割肉的审讯方式，慢慢地让其竹筒倒豆子。
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三人集团，在华东电子公司掌权达十几年，他们排挤了另一位年老的班子成员，垄断了公司管理和业务等方方面面的大权。他们紧紧地抱成一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以领导的身份和公司的利益为幌子，欺上瞒下，胡作非为，借转制之机，巧立名目共同贪污的国家财产，给公司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损失。
赢利的出租汽车公司就是他们任意宰割的一头肥羊。他们各怀鬼胎，既互相串通，又互相欺骗，对掌握的国企资产层层“剥皮”。
1992年12月，华东电子公司出资50万元以工会名义成立华东电子公司益爱出租汽车服务部，1997年经改制更名为上海益爱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屠锦良于1997年被任命为出租车公司经理和法人代表。这年，因夏利车需要更新为桑塔纳车，利用卖旧车和购置新车交换之际，产生利润53万余元。8月初，屠授意公司财务人员将其中的46万元利润，以伪造退还驾驶员押金的方式，将帐作平，从而形成46万帐外资金。8月5日，经陆久生同意，屠指示财务人员将44万元上交黄美玉。当日，陆久生与屠商量后，将44万元中的24万元以“华东成”的名义存入上海银行外滩支行，存折由屠保管。剩余20万元经华东电子公司领导班子讨论，决定给予黄美玉、屠锦良房屋补助款各10万。2000年1月，三人撇开他人商议后，由屠将其保管的24万元存折陆续从银行取出，各分得8.2万余元。
约2001年春节前，屠锦良经陆久生同意后，让出纳将益爱公司11万余元帐外利润交黄美玉保管。后经三人商量予以私分，各得3万余元。
1998年底，屠锦良与方仁根受陆久生委派，共同负责办理益爱公司34辆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方仁根委托原同事陈某联系受让单位。经联系，百文公司愿意以17.2万元的单价受让，并同意支付给陈某每辆8千元的中介费。陈将中介情况告知了方仁根，许诺：如果拿到中介费后，将给方部分好处费。
屠锦良、方仁根代表益爱公司与百文公司经理李某等人就34辆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的事宜进行洽谈，1998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益爱公司以17.2万元一辆，总价584.8万的元价格将益爱公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给百文公司。
1999年1月，百文公司支付给陈某中介费27.2万元，为感谢方仁根的帮助，陈将其中的8万余元送给了方。方隐瞒了收受中介人贿赂的情况，将其中1万元转送屠锦良，自己实得7万余元。
同月29日，屠锦良单独向李志勇谎称，因益爱公司需支付有关费用，想从百文公司给予的转让款中提取部分现金，但无法提供发票。经屠与李商定，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将原来的584.8万元协议降为567.8万元，由百文公司以少收一个月驾驶员营业款和发奖金等名义提出现金17万元。1999年1月，屠向陆久生隐瞒了降价的真相，从李经理处领取17万元现金中饱私囊。
2003年2月22日，屠锦良得知检察机关在查有关益爱公司转让之事后，便将侵吞17万元的事告知陆久生和黄美玉，希望将这17万元进入公司帐内。次日，经三人商量将该赃款放入了华东电子公司行政处处长华某保管的“小金库”内。同月25日，华凑数18余万元存入财务帐上。
1999年1月，百文公司向益爱公司支付转让余款45万，经屠锦良授意，益爱公司财务人员向百文公司开具了存根联为150元、发票联为45万元的发票，将这45万元置于帐外。经屠同意，百文公司从该45万元中直接发放给驾驶员9.7万元的安抚费，另35.3万元由屠指使方仁根将支票套取成现金34.51万元（扣除套现手续费7900元），交财务人员11.5万元。期间，屠以谎称需要返回给百文公司部分转让款等理由来欺骗陆久生，将23万余元截留后交由方仁根保管。同年2月，两人将2万元送给百文公司。方将剩余10万余元陆续交屠，由屠转送陆1万元，余款9万余元为屠个人占有。最后余款11万元中，方支付给驾驶员安抚费1.2万元，另9.8万元占为己有。
2002年10月，屠锦良、方仁根得知东窗事发，商议由方提出困难补助申请报告，并将报告的日期提前至1999年1月，于是，屠在方仁根拟写的申请报告上签署了同意补助20万元的意见。屠向陆久生、黄美玉谎称该20万元系用于相关单位开销的费用，不宜入账。陆同意后，黄美玉也签署了同意，并加盖了公司工会图章，虚假报告遂以此将账做平。事后为对付检察机关的调查，两人还订立攻守同盟。
除了出租车公司，他们对公司房产也颇费算计，想方设法予以蚕食。
2001年下半年，屠锦良在负责清理华东电子公司房产期间，发现公司尚有10余套存量房，其中万航渡路、兰溪路、北京西路、中山北路和泗塘新村5套住房在华东电子公司分房小组账内没有登记，遂向陆久生、黄美玉提出将这5套房屋予以私分，按每人25万元的标准将上述5套存量房出售或私分。其中，将北京西路一套使用权作价40万元（实际价值49万元）私自分配给屠锦良，屠将多得的15万元房款以现金形式给陆久生；将兰溪路一套使用权经变成产权后，以18万元价格出售，陆分得7万元，黄分得11万元；将万航渡路一套产权房作价14万元（实际价值22万余元）分配给黄美玉；将泗塘新村一套使用权房出售后，所得钱款中的3万元给华某作房屋补贴，余款用于上述房屋空关费、过户费等。
其后，陆久生授意行政处处长华某具体办理上述4套房屋（除泗塘新村住房）转让、过户等手续，为封住他的嘴，陆久生又将中山北路一套住房私自分配给华。
就这样，屠锦良伙同陆久生、黄美玉利用职务之便，在未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将公司的90余万元国有房产予以私分，其中陆分得22万元，黄分得33万余元，屠分得价值34万余元的房屋一套。
2003年2月，方仁根被拘捕后，屠锦良等人为掩盖犯罪事实，遂商议：陆将售房所得的7万元退出；黄将售房所得的11万元退出；万航渡路为陆久生同意的公司分房不予退出；屠将分得的北京西路使用权房交还公司。
他们以为怎么拿走的就可以怎么拿进来，然而，犯罪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2004年底，屠锦良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陆久生因贪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黄美玉因贪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方仁根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家长制，监督缺位导致的集权腐败
一个国家企业的三名局级干部互相串通一气瓜分国家资产，这在上海滩是鲜见的丑剧。
而贪污受贿只是腐败的冰山一角。在华东电子公司，用人的腐败、管理的腐败是促成他们小集团利益超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侵蚀公司利益的基础。
在案发后，群众总结说：“陆久生用了不该用的人，一个是工于心计的，一个是狐假虎威的，都是贪得无厌之徒。”
陆久生是公司“一把手”，黄美玉和屠锦良分别是他的“左右手”，他们都是“一把手”破格提拔的。对干部的提拔录用，陆久生具有绝对权威，会显示一家之长的铁腕。他使用干部，完全凭个人的好恶和亲疏远近，没有原则，甚至没有组织程序。善于溜须拍马的受到重用、庇护；正直敢言的受到打击、压制，有的被调离，有的甚至被撤职。
1989年黄美玉进公司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打字工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公司，她时常被人看不起。作为一个打字员，她粗头粗脑的外表下却有一颗不甘平淡的心，但她又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大领导，于是她费尽心机发掘机遇贴近陆。每天傍晚，她会算准时间等陆下班，装着不经意碰上，寒暄几句，推着自行车“顺便”陪他走一走。后来，她见陆久生并不反感，就提议教他骑自行车。两人相约在公园里练习，为了真正教会陆，她还动员自己的丈夫亲自指导。一来二去，陆久生会骑车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升温了。他把她当成了“自己人”。1992年黄美玉转干，没有组织部门提名，也没有公开考核评议。当时的人事处陈处长正在北京开会，一位总公司的领导质问他：“你是怎么搞的？我们收到几封举报黄美玉和陆久生有暧昧关系的信件，你还提拔她？”陈处长莫名其妙，回沪后，陆久生才来打招呼。原来，黄美玉曾经多次向陈处长表示过好感，见对方毫无意思，就把目标转向了“一把手”。她傍上了“一把手”，那不识抬举的陈处长不就变成了“眼中钉”吗？何况，陈处长是一个有相当能力和能量的干部，上级看好，群众拥护，是党委副书记人选，对提拔他的副总陆久生而言，也是心头之患。1995年，陈某被突然调至远在杨家桥的益爱出租车公司工作。8个月后，他又被调到浦东筹建一家新公司。他这一走，就走了8年。直到陆久生之流案发，他才重新回归总公司任职。
而这8年，黄美玉这个连大专都没有读过的女人，最后却做到了党委副书记的宝座上。她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技术，却也没有什么顾忌。她能够公开赤裸裸地表达对陆总的忠心和真心，这一点是那些有水平有思想的人做不出的，也是他人难以做到的，她还可以打“小报告”挑拨离间制造是非，证明她是一心一意捍卫陆总利益的人，从而利用领导层之间微妙的矛盾关系渔翁得利。公司办公室主任杜某是一个老大学生，做事认真扎实，受人尊敬，一天准备开大会，她发现自己的记录本没了，里面有她准备讲话的内容，当时她急得团团转，黄美玉幸灾乐祸地说：“你的本子就在我这里，你平时记的黑材料、黑名单被我复印下来了，你们要搞垮陆总，我要为他负责。”杜主任怒不可遏地指责：“你胡言乱语，怎么可以私自翻查我的包？”黄美玉不以为然，杜某要到公安局去控告她侵犯个人隐私，陆久生出来打圆场：“算了，她也是为我好，为公司着想。”一句话，就把黄美玉的不道德行为给解脱了。不久，杜某的办公室主任之职被黄美玉取而代之，群众无不愕然。
黄美玉为表示对陆久生的“负责”，还利用办公室的一墙之隔，打探副总经理的工作谈话。一天，一位副总从玻璃的反射上看到黄美玉又在偷听，一脚将门踹开，喝问：“你在外面干什么？”黄美玉躲之不及，寡廉鲜耻地辩解：“我知道你们有预兆要反陆总，我要随时掌握动态，向陆总汇报。”副总怒气冲天，要拉她到陆久生办公室对质，结果当然也是不了了之。
靠着陆久生这个“保护伞”，黄美玉步步高升，她不仅是公司“第二把手”——党委副书记，还兼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和工会主席等职，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2001年因经济诈骗被判无期徒刑的杜余就是黄副书记一手安插的亲信，公司财务人员有10多人，具备高级、中级专业职称的人比比皆是，可书记觉得不放心，特地把这个木材厂的工人调进来当出纳，让他保管和操作重要资金。谁料，这个杜余见钱眼开，自恃有领导撑腰，竟干起了挪用和诈骗的勾当。
论水平，她是一个读文件都结结巴巴的人，论品德，她是一个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的人，这样的人成为陆久生的心腹，实在让许多群众大跌眼界，而黄美玉却对她的小姐妹道出了玄机：“我是用尽了心思付出了许多才赢得陆久生的欢心的，现在可以作威作福了！”因而，当干部向陆久生汇报工作，经常看到黄在办公室里“陪驾”，也是显摆她的过人之处。
这个心计重重的女人，对任何有机可乘的利益都不会放过。解放前，她的父亲被一个女裁缝带出家乡到上海做工，乡里乡亲的互相照应。女裁缝一直未婚，老了没人照顾。改革开放后，听说老人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久未登门的黄美玉立即拜见，得知老人患了不治之症，假惺惺地把她接到自己名下的房屋居住，并雇了一位保姆照料。与此同时，她和孤老的邻居打得火热，最终在拿到老人的图章后，通过关系把自己的户口转到了孤老的家中。旋即她辞了老人喜欢的保姆，换上一个陌生难弄的，老人气愤交加，不久辞世。而那套房子，理所当然地成为她的掌中之物。
一旦掌握实权，她就显露了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嘴脸。她和陆久生以公司名义在新城饭店有长包房，服务员经常看见他们成双入对地出入。据说，新城饭店长包房是作为接待上级领导用的，然而，每年花费几十万，领导又来几次享用呢？她常拿公款做美容，“奔式”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俨然一个“大腕”的派头。她再也不是让别人指挥的女人，真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她把自己的父亲、弟弟等家人带进公司工作。她的弟弟来值晚班，上班时间少，工资却比正式职工还高。一上班，他就叫人打好开水、铺好被子，否则，就扬言让别人下岗。她的司机没日没夜地包揽她的公事、私事，却常因为一些小事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有一天，她心血来潮向一位女同事袒露自己的发迹史，事后后悔说了真话，又一脚把这个干部踢到仓库当工人使用。女同事到陆久生那里说理，“一把手”堂而皇之地在大会上声明：“根据工作需要，工人可以当干部，干部也可以当工人。”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级工程师担任某处处长，因为做人耿直实话实说，被“流放”到杨家桥搞后勤，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副主任在背后议论了黄美玉几句，就没有了太平日子，被迫辞职
与黄美玉相比，屠锦良虽然文化也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却低调做人。平时脸上堆笑，八面玲珑。他善于钻营，打“小九九”，利用陆久生的惟我独尊和黄美玉的贪得无厌，或出谋划策共同贪污，或欺上瞒下个人侵吞国家财产。在案发后，他道出了心声：“看到社会上不如自己的人都富了起来心态失衡，虽然华东电子公司穷，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借国企改制可以大捞一把。”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社会上流传的官僚高压政策，成为华东电子公司陆久生之流真实的写照。谁敢监督，谁能监督呢？陆久生搞任人唯亲，垄断了公司的大权，他的声音就是上级的声音，他的意志就是组织的意志，他的腐败当然也就是整个领导班子的腐败了！他们狼狈为奸，为一己之私，可以随意支配他人的命运，任意欺凌愚弄群众，完全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这是最可怕的腐败，是群众最痛恨的组织性的腐败！
如此，公司留不住人才，也不需要良才了。象黄美玉之流的不学无术之辈可以横行霸道，大行其是也是必然。2004年底，市检察二分院的检察官前来调研，见做在办公室里的职工都是年近半百的人员，不仅惊讶地发问，一个领导苦笑说：“我们的职工平均年龄49岁。”老一套的管理模式，没有竞争性的产品，工作人员呈老年化，在腐败班子的控制下，公司走向沉寂走向没落也是必然。
陆久生因循守旧，平时深居简出，只听这二、三人的情况汇报，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最终被“左右手”牵着鼻子走，一直手牵手走到犯罪的泥潭不能回头。
当然，陆久生陷入犯罪是因为他本身私欲膨胀，昏庸无道。然而，群众不能监督，上级没有监督，是造成他和“左右手”走向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中央在沪的国企，面临“山高皇帝远”的监管困境。没有有效的监督，对上报的虚假财务报告，不明察不审计，对业务由他随意决策经营，对干部由他任意安排领导，实际上上级部门削弱甚至放弃了对地方派驻企业的领导权。陆久生这个“土皇帝”趁机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为小集团利益坑害国家利益，限制、打击不同见识者，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了！
国企改革应该是法制化的进程。监督的权力必须是受法律保护的最广泛的公民权利。陆久生腐败班子的贪污案件，再一次为国企改革敲响了警钟：应该坚持走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法制化“阳光”道路。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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